龙山县融媒体中心  记者    彭杰

1970年4月，对于这个改变生命轨迹的时间，哪怕时隔五十个春秋，我仍清晰地记得。那是我举家下放到大安落户大红公社猫耳洞的日子。

当时，我祖父母、父母和7姊妹共11口人（还有一个哥哥已经下放到别处），从长沙橘子洲被组织安排下放到龙山县大安乡。那年，我19岁，大概读初中二年级的样子，我在家中排行老三，最小的妹妹还在上小学。

一个省会城市的菜农家庭转变成湘西山区之巅的农民家庭，其间所要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。大安乡属高海拔山区，天气寒冷，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经常要在大雾笼罩的天气里做工，雾气很重，能见度低，很难适应，加上山区的劳作方式与长沙有很大的区别，在做薅苞谷等农活时闹了不少笑话。特别是刚到的那段时间，一家人都不会煮苞谷饭，最后只好烫成苞谷饼。

所幸，当时知青办和大队为我们家修了一座新屋，全家只要直接入住，组织也给我们家安排了一年的口粮，让我们这个家庭度过了最难的过渡时期，日子虽然很苦，但也温馨和谐，逐渐地稳定了下来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因为家庭人口多，工分拿得少，吃不饱饭成了问题，一餐饭全家一大锅洋芋都不够，还因对山区生活方式不太适应，日常口粮搭配不合理，导致家中经常缺粮。这时，乡亲们都经常帮忙，特别是在药厂村的年轻小伙郑大兴，走进了我们的家庭生活。他看我们这个外地家庭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活也不适应，就十分热心地帮助，经常教我们做工，帮我们做工；在家中缺粮时，还时常送粮食，帮着借苞谷、红苕，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

1973年，郑大兴用淳朴、善良、勤劳打动了我，我们结了婚，组建了家庭。我也跟着他去药厂村，一去就是6年。期间他也很心疼我，粗活、重活基本上他一个人全包了，没有让我吃过苦。

1979年，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年份。那年，落实知青政策，我们举家迁回，而我也动过迁回的念头，但一边是魂牵梦萦的故乡和亲人，一边是不能割舍的丈夫和孩子，让我很难抉择，在与家人反复商量下，大家都支持我留在龙山。最后，我选择留了下来。

扎根龙山，无怨无悔。知青岁月，虽然很苦，但是它让我成长，让我收获了爱情和家庭，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龙山人，龙山已经是我的故乡。在龙山的日子里，虽然因为超生，组织未给我安排工作，但也我给转了居民，补贴了500多元安置费，让我和老公创业做生意有了基础，成为了当地的第一个万元户，受到了县里的表彰。后来，我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，为当地群众代言提案，为龙山发展建言献策。

如今，古稀之年的我，家庭幸福和美，儿孙绕膝，4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，我自己每个月社保有2000多元，现在经常和丈夫去旅游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，北京、香港、越南、西安、上海都去过。

作者：彭杰

责编：朱柯源

来源：龙山县融媒体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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